前幾天，某派出所副所長因女兒遲到被老師罰站，指派警員從學校將老師帶至派出所留滯7小時，引發廣泛關注。該副所長濫用公權力已被記大過、免職、調離，相信這是依規做出的處分。但就其違規情節之惡劣及造成的影響之嚴重而言，似有罰不當罪之嫌。有一百種更好的解決方式，為什么副所長偏偏選擇最糟糕的一種？表面上看是其素質差，實則反映了少數人存在一種對學校、對老師藐視的心理。因此，重申對教育對學校的敬畏并非多余。將學校置于崇高地位、確保教師尊嚴是育人的需要。由此筆者認為，好的家校關系就是好的教育。
沒有懲罰的教育是不完善的教育。然而，懲罰是建立在何種基礎上大有差別。幾年前的一個晚自習，筆者路過一個班級，班主任正在唱歌，學生在起哄。我問門邊上的學生怎么回事，他說班主任遲到了，還說這是班規，誰遲到誰上講臺唱歌。說話的學生一臉勝利的喜悅。罰唱歌和罰站本質上是一回事，不同的是這個“罰”是建立在師生共同締結并遵守的班規之上。小學低年級學生遲到，責任完全在家長。經常遲到的學生，其家長要么對制度缺乏敬畏心，要么習慣拖拉。因此，家長有必要多檢討自己的不足。
教育本在育人，在立德樹人，在培育身心健康和諧發展的人。以德育德，教師和家長都要身體力行，相互補臺。假如回歸育人根本，副所長首先要檢討孩子為什么會遲到，是不是家長自己的責任；如果是自己的責任，就應帶著孩子一起向老師解釋甚至道歉。沒做到這一步，在孩子被罰站后的明智之舉是與老師溝通，然后一起做孩子的工作。
尊重規則是做人的底線。有些家長不理解自己的孩子遲到了，怎么會影響到其他孩子。其實，他不明白孩子的是非觀是很簡單的，違規不受批評在孩子看來是不公平的。所以，教育不能無原則地一味賞識。家長要理解、尊重學校教育，表揚要有道理，批評要講藝術。沒有任何鋪墊的懲罰，既有可能對某些學生帶來傷害，也不會起多少作用。有些老師過度迷戀懲戒權，以為大權在握一切便迎刃而解。權力其實也是雙刃劍，搞不好還會傷了自己。懲罰自然也是教育，但一定不是高明的教育，優秀的老師應尋求高明的教育方式。
教育是社會化的產物，故必然有時代特征。在21世紀的現代社會，教育者過度崇拜“壓服”的思維值得警惕。懲罰甚至體罰都有其一定的教育功能，但要建立在相應的教育文化基礎上。在成人世界的價值觀尚存巨大分歧的情況下，懲罰或體罰孩子帶來的往往是傷害和仇恨，教育效果甚微。罰站的教育方式并不具備徹底解決小學生遲到的功能，因為遲到的原因有多種；被罰者是否因此蒙受羞辱，也因時因地因人而異。所以，能否懲戒不是關鍵，關鍵要明白懲戒的作用在哪里，這應引起教師和家長的共同思考。
在教育教學中，教師所扮演的“暴君”角色將驅使孩子們的心靈走向狂躁，甚至可能導致最優秀、最聰明的孩子在未來的政治生涯中有暴政傾向。由此可見，教師在教書育人的過程中如果缺乏謙遜與節制精神，最終受損的將是社會本身。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，這是職業定位，也是職業理想，這個“高帽”是扔不掉的。要完成塑造靈魂、塑造生命、塑造新人的時代重任，不能沒有家長參與。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，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也是終身的老師。因此，育人需要家校攜手，好的家校關系就是好的教育。
我們也要把握家校關系的時代特征。不難發現，很多家校糾紛都帶有信息時代的烙印。家校雙方都有建立良好關系的主觀愿望，只要回歸到立德樹人這個根本點上，就會有共同語言。法治社會固然講究依法辦事，但教育很特殊，只要雙方對簿公堂，教育基本就失敗了。家校糾紛，傷者無數，沒有贏家。家校間若能保持必要而適度的距離，相互尊重，互相理解，不僅有利于改善雙方關系，更有利于賦予孩子健康成長的空間。
（姚躍林 作者系廈門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長）
